按传统的说法，20世纪中国历史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横跨近现两代。法国革命文化对20世纪中国革命崇拜心态的确立所起的作用，① 那涉及的基本上是所谓的“近代中国”。探询一下法国革命文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也就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前)的影响。
一 笔者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即不仅辛亥革命以及作为其继续的国民革命打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即使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为激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和法国的革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前些年曾有人争鸣说：以往人们总习惯地认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源头的五四运动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对刚刚发生的十月革命的了解十分有限，大家熟悉并广泛推崇的只是法国大革命，所以中共在酝酿革命时的主要参照样板，很可能还是后者。②
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十月革命对整个现代中国的革命产生过至深的影响，那也丝毫改变不了这个革命和法国革命文化的历史关联：这不光是因为列宁的革命本身也曾深受法国革命文化的浸染，同时还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也和法国革命文化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③ 这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许任务、目标有别，但抽象意义上的基本原则并无任何差异。
当然，要证明五四运动及现代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文化之间的直接关联，好像也并不很困难。人们熟知，五四运动是以新文化运动为先导和时代背景的，而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有一个很具体的日期——1915年9月15日，那一天陈独秀在上海出版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更名《新青年》)的创刊号。在该杂志封面的顶端，醒目地印有大写的法文刊名“LA JEUNESSE”。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陈独秀坦陈在中国深入进行思想启蒙的必要，并自觉不自觉地循着法国启蒙运动的思路，首次提出了“科学”与“民主”(人权)的口号：④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同时，陈独秀还为该创刊号写了一篇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宏论，文章虽短，思想内容却十分丰富。就其与本文宗旨相关者而言，主要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该文将“近世文明”(也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文明)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三大要点，实际上道出的也还是“科学”与“民主”这两项诉求——前者由进化论体现，后者则以人权说和社会主义的统合为代表。在他看来，进化论打破了人类神造的迷信，激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使“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於焉大进”，这集中体现了“科学”推动人类社会物质进步的重要功能；而人权说和社会主义两者的统合，则是法国大革命基本原则的一种顺理成章的发展，也是“民主”的至高境界：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 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s)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群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
薛纽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又译瑟诺博司，法国著名实证主义史学家——引者注]有言曰：“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
但这残存的“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也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陈独秀认为这种不平等也需要通过倡导社会主义来加以消灭：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19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u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
——由是观之，可见陈独秀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平等”原则的彻底贯彻；而“平等”原则的这种彻底贯彻，既是“博爱”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法国大革命本身有别于英美革命的一种特殊的价值取向。
就这样，通过对“平等”原则的着力强调，陈独秀在法国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建立了一种钢铁般的逻辑关联。
而未来中共的革命，也将由此同法国大革命发生某种割不断的精神联结。
陈独秀此文引起我们注意的另一特点，是其通篇洋溢着对法国文化的一种无限崇仰之情。实际上该文的主旨就是要对法国文化的伟大做一个刻意的宣扬。我们看到，不仅人权说、社会主义这些明显属于法国制造的东西被毫不犹豫地记到了法国人的功劳簿上，而且进化论这种和英国人达尔文联系得更为紧密、事实上主要也是为达尔文所成就的东西，也偏要追根溯源到法国人拉马克这里，特别夸示一下他的理论的启发之功。——同时很奇怪：在谈“科学”贡献的时候，陈氏竟只字不提牛顿！文章多处以这样的文字渲染、称颂法国文化的功绩：
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此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权说、进化论、社会主义——引者注)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
陈文甚至还以下面这些显然不甚恰当的言辞，为当时正在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帝国主义做辩护，同时贬抑德帝：
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英、俄之攻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吾人当三复斯言。
——还“吾人当三复斯言”！这里，我们清楚地感到了中法文化之间那种惊人的亲和性：就像当年法国启蒙旗手伏尔泰曾深深地着迷于中国文化一样，如今这位中国的启蒙旗手也投桃报李，反过来着着实实地做了一回“法国迷”。
既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对法国革命文化的这种迷恋，在整个这场运动中就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那些在“五四”时期出现的著名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之类，以及鲁迅那种把全部中国历史斥为“吃人史”一概予以弃绝的提法，实际上就和法国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精神如出一辙。
此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和其他许多激进派刊物，也的确认真地翻译介绍了许多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法国作家，其中有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法朗士和罗曼·罗兰等等，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和成长，而且让当时包括大批早期中共精英在内的整个中国知识界，熟悉了由这些作家的作品所传来的法国革命文化。⑤
二
中共的革命，还因民国初年兴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而与法国多了一层至深的渊源。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本是由同盟会人士(李石曾、吴稚辉、张静江等等)在1912年发起的，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其宗旨是要“输世界文明于内国”、向“民气民智先进”的法国学习，以“造成新社会、新国民”。⑥——这显然还是在遵循着法国革命的思维。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曾极力赞助此事。⑦
俭学会在北京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四川也有吴玉章等在办预备学校)，1912～1913年间共派遣100名学生和58名工人赴法，后因受袁世凯的压制和欧战爆发而停止活动。一战期间有大批华工赴法服务，李石曾又协助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1915年)，提出“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口号，并于1916年3月在巴黎成立华工学校，蔡元培等人还曾亲往授课。这个时期法国有声有色的华工教育活动，在一战后的中国再度引发赴法勤工俭学热潮，也正是这次赴法留学运动，在中共的萌生过程中注入了许多法国文化的因素。
首先，毛泽东、刘少奇等未来中共的第一代重要领袖，就是为参与组织这场留学运动而走出了他们共同的家乡——十多年前曾有过“小法兰西”雅号的湖南省。⑧ 1917年秋，李石曾获准在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等处建留法预备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毛泽东由其业师杨昌济(这时杨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响应，发动他在湖南学界的同道——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积极参与。
毛泽东虽然自己没有出洋留学的打算，但终因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需要而走出了湖南，走向了中国革命的舞台中心：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等一行24人乘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8月18日抵达后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投入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毛本人也在此期间得以供职北大图书馆，结识李大钊等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⑨ 刘少奇则因参加了第三期保定留法预备班而走出了湖南，只是他在保定毕业后没有赴法，而是转至上海外语补习学校学习，然后又去了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1921年)。⑩ 其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实实在在地为中共培养了一批最早的骨干力量，如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邓小平、李立三、陈毅、聂荣臻等等。1919～1920年赴法的中国工读生有4000名左右，大多出身贫寒，而法国的工作机会、能接待这些穷学生的学校也都很有限，所以很多人必须为取得生存权和求学权而苦苦挣扎。而这也就在法国这个革命的故乡，直接为那些未来的中共骨干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培训机会，并使他们从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中看到了改造中国的希望。(11)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留法的中共早期骨干们还用他们在法国和欧洲学到的革命理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国内正在萌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如蔡和森在赴法后几个月的时间里，就“猛看猛译”了百余种马列主义小册子，并在1920年5—9月间给毛泽东写过三封长信，主要谈的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和办法。
而毛泽东也在同年12月写给留法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对蔡的主张表示了“深切赞同”。蔡在回国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共，并在中共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还从1922年起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成为中共早期最杰出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之一(1931年牺牲于广州)。后期留法勤工俭学和旅法华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周恩来。他于1920年12月抵法，1924年7月回国，其间奔走于法、英、德、比等国之间，考察工人运动，了解世界形势，建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成为中共早期最有威望的领袖人物之一。(12)
当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意义并不全是政治层面的，它也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而且在政治层面上，它似乎也没有给中国早期的共产党人留下什么关于法国的好印象：毕竟在占领里昂大学的斗争失败后，法国当局曾蛮横地遣返了104名参加这场争取平等求学权斗争的中国工读生，其中就有蔡和森、李立三和陈毅。亲身的体验似乎使人们真切地感到了法国民主的“虚伪”，而这无疑也是1923年大批留法工读生开始转向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只是我们仍不能因此就认定中共的革命主要是以俄为师，而并没有受到法国革命文化的什么影响。为什么？
就因为所谓法国革命文化，还不单单只是“自由平等博爱”或“民主”、“人权”之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东西。它同时还是一个超越了阶级差异和意识形态色彩的群体无意识系统，其中包含着许多难以道明的社会心态因素，如盛行于法国革命时代的那种将人群划分成左右派并无休无止打“内战”的政治习惯，那种对本民族文化创造能力的无限自豪与自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那种极其深切的民族主义情怀，还有那种强烈的、开放式的平等主义倾向(即平等原则可以合乎逻辑地从政治权利平等向社会平等乃至经济平等扩张)，那种通过文化革命实现民族“再生”的热切愿望和坚定信念，等等。
而所有这些东西，对于经历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人来说，陌生吗？不。
三
国共两党之间势不两立的长期争斗，显然就有那种“法兰西内战”式的政治风格。这种“内战”的责任并不完全在中共，当年的国民党也同样有“一山不容二虎”的狭隘心态，但我们不会忘记，早期国民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中共是十分相似的，其中既有法国革命文化的因素，甚至也同样有“俄国雅各宾”——布尔什维克的因素。(13)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热衷于在左右派之间打“内战”的做法不仅没有终止，反而愈演愈烈，只是战场由原来的“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之间转到了“革命阵营”内部，甚至转到了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反右”、“四清”、“文革”，一波一波没完没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被奉为党的基本路线。
在国际政治方面，毛泽东中国虽国力不振，却意气昂扬，睥睨天下，不仅毅然叛出苏联阵营，而且既反修又反帝，雄心勃勃地要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无独有偶，当时的戴高乐法国也是西方阵营中的“刺儿头”，它胆敢不听美国“帮主”的号令而特立独行，坚持发展自己的独立核力量，直至退出北约军事机构。也是惺惺惜惺惺：中法这两个敌对国际阵营中的民族主义捣蛋鬼，竟在1964年这个冷战正酣的年代，无视苏美的惊诧不满，公然走到一起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引发了战后外交史上的一次强烈地震。很显然，毛、戴两人类似的行动折射着某种类似的文化——一种和法国革命的民族主义诉求有密切关联的东西。
而毛泽东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精神上最为契合的方面，还是它对“平等”原则的极端强调——当然这也是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特征。为了“平等”，它先是无偿剥夺所有地主的土地并将它分给了小农，然后又迅速将分给小农的土地集中起来，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公社化，并对私营企业加以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平等”，它还极力反对一切旨在提高生产率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贫富分化的改革主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惜以彻底地牺牲效率来维持所谓的“公正”——那实际上是将人们绑在一起受穷。
当这种乌托邦遭到现实生活的顽强抵制的时候，它便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清除障碍，直至诉诸群众革命的手段来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希图让人人都通过“彻底改造世界观”、“狠斗私字一闪念”，成长为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件事在当时曾被说成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实则不然：熟悉法国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事情早就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它的共和二年时期)发生过了，那似乎是这场刻意追求平等的革命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14) 因此，20世纪中国的“文革”，不过是在循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重演法国革命共和二年的“文革”现象而已。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泽东虽好像从未直接谈论法国大革命，然而他也在1930年写过这样豪情万丈的诗句来赞美《国际歌》——一首纯粹是由法国革命文化孕育出来的巴黎公社革命颂。尽管常常显得隐而不露，法国革命文化和中共革命之间的关联也许的确比人们想像得要深刻和坚实得多。须知在当年的延安抗大，克鲁泡特金著、杨人楩译的《法国革命史》就曾被列为学员的必读书。(15) 在“文革”时代，法国革命的意象更是频繁地活跃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尽管那多是有关巴黎公社革命(16) 的回忆。1967年上海在“一月风暴”中建立的造反派政权——“上海公社”，套用的就是巴黎公社的模式。虽然“上海公社”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中央政府很快就又控制了全国的局势，但1971年3月18日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纪念巴黎公社革命100周年的活动，仍表明巴黎公社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始终为毛泽东所珍视。
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弥漫于神州大地上的“革命崇拜”，尤其是流行于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看来都与来自法国的“革命文化”多少有一些关联。的确，这种法兰西式的激进革命有很多弊端，其中最主要的是往往容易偏离其争取民主的初衷，而且很难以民主的方式加以结束——也就是说人们要为实现革命的目标而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如果就因为这一点而从理论上贸然否定一切激进革命的正当性，(17) 十分的不妥：因为那是一种无视客观实际的非历史态度，同时也非常片面，陷入了另一种偏执或“激进”。
须知激进革命所以能发生，都有其特别的历史情境，都是由于“事出无奈”；而且说这种激进革命的后果是绝对的“恶”，显然也有悖历史的真实。
20世纪的中国事实上就是绕不开革命的：要国人拒绝革命，那就是要他们真的像卢梭曾经批评过的那样奴性十足，(18) 低声下气地任由西太后或洋鬼子之类黑暗势力蛮横宰制。所以没办法，中国人只好选择了革命，同时也决意承受它的种种后果，然后在长期的浴血历练中逐步走向成熟——应该说，由此成就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一段史诗般的特殊经历，它有很多失误，但也不算丢人。
注释：
①参见高毅：《法国革命文化与中国20世纪革命崇拜的确立》，《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②参见[美]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和1911》(上)，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4年4月号，总第22期，第25—26页。 ③参见张芝联：《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革命理论形成的作用》，见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80—102页。 ④以下所引陈独秀的文字，皆出自《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创刊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发行。
⑤如鲁迅就赞许过左拉、法朗士和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仗义执言”的习惯；而茅盾也曾在他的《小说月报》中号召中国作家们用巴尔扎克和左拉的手法描写社会各界的现实情况。茅盾自己就在他的小说《子夜》(1933)里描绘了上海工业界、证券界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曾留学法国的巴金也深受左拉的影响，他的三部曲之一《家》(1931)，实际上就是在以左拉的笔法揭露中国传统父权制社会的罪恶。参见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见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57—58页，以及Muriel Détrie, France-Chine, Quand deux mondes se rencontrent, Paris, Gallimard, 2004, pp. 70—71, 62—64. 有关法国革命文学对中国革命派不同集团政治心态的影响，无疑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有助于借以了解法国革命文化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实际影响。可惜目前似乎还没有多少相关的研究。
⑥语出留法俭学会发起人之“公启”，载张允侯、殷叙彝、李峻晨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⑦蔡元培本人就是20世纪初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很突出的“法国文化迷”。1903年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震旦大学这件事，就是他撺掇爱国天主教徒、法国通马相伯勉力促成的。他后来回忆说：“震旦之设，动议于梁启超先生，其意在采取各国文化，而尤注意于法国文化。本人素来提倡法国文化，故于二十三年前会同南洋大学教员二人亲访马相伯先生，请立学校肄业，而震旦遂以产生。”为“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他还于1916年3月促成了巴黎华法教育会(该会在上海、广州设有分会)的成立，并和当时法国顶尖法国革命史专家、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欧乐(Aulard)共同当选为会长。蔡在该会的发起会上说：“此后之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而为开一新纪元者，实将有赖于斯会。”参见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见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69—70页。
(18)卢梭在他的《新爱洛绮斯》中曾尖刻地批评过中国人。参见[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下册，第346—347页。
省略
最好的股票配资,十大配资平台app下载,配资公司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